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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教育部部署,我院在2010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进行接收推免生的工作。具体要求,请在9月初查阅我院院网。

“比如宠物扰民,别人忍忍就算了,如果被打扰的是北大的老师就不行!人家要备课、写文章,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在工作时都要求安静的环境,所以对邻居家的狗叫绝对不能忍受,居委会怎么劝也没用,很容易变成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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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首次实行了在开考前指定两名考生检查并确认试卷的密封情况;各考场的指纹卡采取在开考一小时至考试结束前的时间内由市区监察员与考点教师统一收齐并装封的制约办法。

然而,舆论对于该校的安全防范机制和紧急应对举措颇有异议。校园安全问题专家拜斯表示,不论出于什么考虑,在发生第一起命案后,校方都应该立即向学生发出有效的警告,特别是在嫌犯去向不明的情况下。学校完全有更多的途径发布公告,而不是仅通过电子邮件系统,因为许多学生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上网或看手机短信。“事实上,第二幕悲剧根本不应该发生。”此外,一些专家抱怨,直到当晚8点左右,受害者的姓名仍未公布,而校长本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与遇害者家属见面,都暴露了校方在处理善后问题上的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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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收养家庭一样,他们想到要收养孩子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生育。“得知无法生育的那段时间,生活很灰暗,但我们挺过来了,”爱娃说,他们选择了收养孩子,选择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现在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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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19个欧洲国家,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年龄是6岁,在瑞典和波兰等8个国家则是7岁。在全球范围来看,6岁是孩子上学的普遍年龄。而在英国,2002年,有59的4岁孩子已经在上幼儿班,尽管我们的义务教育规定的法定年龄是5岁。议员巴里谢尔曼就在呼吁对此进行改革。而目前正在剑桥大学进行的全国初等教育评估也在考虑小学入学年龄的问题,该项评估报告将在明年10月出炉。

荆楚网消息(楚天金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前夕,一篇参会论文《使用双馈感应机器的柴油发电机》被发现是抄袭自智利科学家罗伯特卡迪纳斯的文章。该论文第一作者是64岁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2009年院士候选人周祖德教授,第二作者为其博士生谢鸣。大会组委会重新出版了一套会议论文集,标明正式版,这上面不但没了抄袭之作,周祖德、谢鸣的另两篇论文也随之消失。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特级教师这个群体,追寻特级教师的成长轨迹,探求特级教师的成长规律。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特级教师,都是“有问题”的教师,他们目光如电,对问题非常敏感、十分热心,善于发现问题,能够在表面看上去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善于将一个表面的问题提炼成一个深刻的科学问题。另外,近些年我参加过不少新课程的教学研讨和课题研究活动,包括听课、评课,我发现那些能够听出门道、评出味道的教师和专家,往往都是问题意识非常强的教师和专家,都非常善于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和提炼问题。我们广大教师如果要向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学习一些东西,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身上这种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提出问题的“问题意识”。  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刊物的编辑,我经常接触一些一线教师。不少一线教师都对我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自己对教育科研和论文写作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感觉教育科研和论文写作特别难。对于一个一线教师来说,教育科研和论文写作到底难在何处?我认为首先难在找不到、找不准需要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论文写作的起点。没有问题,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就无从下手。而现在不少一线教师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问题”。所以,一个教师如果没有看破红尘红尘看破,还想在教学、科研和写作方面有点作为、有些成就,那么就一定要像特级教师和专家学者那样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要做一个“有问题”的教师。  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孙孔懿研究员是我的同事,也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科研成果,他的《素质教育论》、《学校特色论》、《教育失误论》等都是一版再版,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为何能取得这么多的科研成果?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我认为他异于我们的就是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的每一个重要的研究选题,几乎都有一段如何发现问题的故事。这里仅举一例,请看他在《〈教育失误论〉后记》中是怎么说的——“1993年8月11日,《扬子晚报》的‘每日文摘’报道:‘我国首部《误诊学》问世。’这则简短的消息猛地触发了我的联想,我由此想到了教育,想到了教育上的‘误诊误治’,想到了教育上的‘误诊误治’带来的种种后果,更想到了对教育上‘误诊误治’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在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先后担任过教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干部,其间亦曾有过种种失误。诚如夸美纽斯在痛陈旧学校的种种弊端后所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是没有一个再能够改变年轻,再去重新开始他的事业,再用更好的办法去把事业做成功的……要尽我们的能力,把这种建议贡献给我们的后来者。’这番肺腑之言,正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应该说,《扬子晚报》“这则简短的消息”不只是孙先生看到过,我也看到过,可能还有不少人看到过,可是为什么我们无动于衷,只有孙先生能够“猛地触发了”联想,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选题?我认为,就是因为孙先生比我们“问题意识”强,他对“问题”特别敏感。  古今中外优秀的科学家和学问家大都比较重视“问题”和“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胡适先生在1960年6月台南成功大学毕业生典礼上,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开了一个防身救急的药方。这个防身药方有三味药,第一味药就是“问题丹”(第二味药是“兴趣散”,第三味是“信心汤”),就是建议大学生走上社会后要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和成果。可见他是多么看重“问题”和“问题意识”!所以,我主张我们每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都要立志做一个“有问题”的教师,尽快培养起自己强烈的“问题意识”。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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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左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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